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学术对话之二
——“文献与文学”高端对话成功举办
2016年11月24日，由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文献与文学”高端对话成功举办。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教授,中国文选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傅刚教授，南京大学巩本栋教授，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戴伟华教授等文献学、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珠江学者、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室主任马茂军教授主持，著名学者、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蒋寅教授致辞。
刘跃进教授作了题为《有关先唐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文献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溯历史，也要面向未来。神话是口述史的一种形式，这种口述史是文化人介入了的历史，它体现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从周朝单氏家族的发迹史与现在流传的古书考察，说明中国历史有想象的成分。文献来源十分复杂，从口耳相传到定本面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古书又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如何来理解和把握好这类文献，需要精确的判断力与学术眼光。广东省领军人才戴伟华教授对刘先生的报告作了精彩的点评：第一，刘跃进教授的演讲体现了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胸有大局，气象博大。第二，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并有引领学科发展的意义。第三，作为一代学者的责任，当家人的责任，刘教授试图在建立一套适应时代而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第四，既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又有学术自信，关注西方的学术成果，并作出积极的回应。
接着，各位学者结合多年治学的经验，阐述了文献学以及与文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傅刚教授《当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点浅见》以自身文献整理的经验，讲述文献就是要揭示事实的本质。巩本栋教授《文献与文学的完美结合——略谈古典文献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认为文献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需要更有机地结合，注重综合性研究。胡可先教授《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几个误区》透过讲述唐太宗及其大臣的创作，说明“宫体”这一词，具有更广阔的意涵。因此需要注意对某些观念的扭转，揭示文献的复杂性。胡大雷教授《综合利用文献资料的几个例子》举出曹植诗歌与杨修家族的传说等例子，提出诗歌可以与其他文体的文献来相互引证。要做到这点需要拓宽自身的学术视野。陈建森教授《关于中国文献学与文学史编写的思考》，从《文选》等各种选集总集的分类整理中，发现地方说唱艺术等俗文学尚未纳入文献学的范围中。因此俗文学亟需纳入文学文献文体学领域进行抢救整理。马茂军教授《印度古典诗学与中国古代韵味说》讲述中印诗学微妙的关系。陈志扬教授《＜八家四六文钞＞的刊刻及文献价值》通过对《八家四六文钞》所存录谭献自行删去的十多篇四六文的考察，分析此书的价值与不足。张巍教授《隐语的文体流变及其与诗的关系》在梳理隐语这一文体流变的过程中，深入讨论“谜学”与“诗学”的关系，并指出诗学对谜学具有很大影响，但谜学却对诗学的影响要小得多。华南师范大学05届博士生、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夏平教授《从“文史分途”到“文之将史”——唐代文学与文学之关系考论》通过梳理先唐文史关系的离合，分析史学发展的原因等，揭示唐代“文之将史”的趋势。最后，珠江学者、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左鹏军教授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与文献研究，需要长期的坚守、长时间的积累、优秀的判断力与见识，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加多元、综合地运用文献。同时，文献间的互相印证、联系的过程，不仅要着眼国内传统治学经验，其实还可以吸取海外汉学的思想观念、方法中有益的部分。而对于原始文献，我们要更加大胆地对文献的原貌进行假设调查，然后小心地求证。
“文献与文学”高端对话吸引了本校及中山大学等高校众多师生慕名旁听。在各位学者精深的发言中，师生们收获了宝贵的治学经验。此次高端对话是继“音乐与文学”高端对话之后又一次顶尖学者聚首的学术盛宴，意义非凡。今后将举办更多的跨学科、多元的高端学术对话，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撰稿 李经纬 审稿 戴伟华